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我和我的家鄉》的敘事及價值表述
文/曹超
在我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以及鄉村振興等政策的號召下，恰逢中秋、國慶雙節同慶加深中華民族傳統鄉土情懷之時，《我和我的家鄉》應運而生。《我和我的家鄉》沿用了《我和我的祖國》的結構模式，用當下火熱的短視頻銜接了五個單元劇構成了整部影片，上映至今已突破了20億票房。
一、城市到鄉村的扶貧之路
今年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因此扶貧更成為了關鍵之舉。《我和我的家鄉》中的《回鄉之路》和《神筆馬亮》正是在對“精準扶貧”的最好解讀。無論是《回鄉之路》中的喬樹林、閆飛燕還是都在事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受到老師“學了本事，讓咱這兒變個樣”這句話的影響，他們選擇重回家鄉，為其建設出一份力。《神筆馬亮》中的馬亮也是如此。在這裏，閆飛燕、馬亮等人物形象成為了城市的隱喻，而在他們記憶那個被黃沙覆蓋的小教室成為了他們對貧困的家鄉擔憂的投射，正因這一份擔憂，他們家決心重建家鄉。影片正是通過這種隱喻結構，規避了政治政策的寬泛與宏大，把敘事的關鍵落在個體人物身上，將“扶貧”這一抽象地過程具象的建構並展示在了觀眾麵前，同時倡導更多年輕人投身於這一事業。
二、鄉村到城市的解救之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幾十年之內經曆了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巨變，走出鄉村進入城市謀求更好的發展成為很多人的選擇。“家鄉”這一詞在主流的文化中已漸漸失語，對於很多人來說家鄉早已蛻化成為僅存在腦海中的記憶，而正是這種現象造成了中國人心靈長期無法安置的焦慮。《最後一課》中範老師年輕時在鄉村教書，與村民、孩子長期的生活使鄉村已然成為了他的第二個家鄉。而離開鄉村之後，他已經成為了大學中的教授，但是長年工作的壓力以及這種焦慮讓他患上了認知障礙症，這讓他的記憶停留在了對他來說最美好的那一天——最後一課。因此，“返鄉”“尋根”成為範老師最急切的需求。
在這裏範老師顯然成為離根的城市文明的象征，鄉村是否有能力治愈城市的症候也成了本單元探討的主題。2020年已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鄉村振興讓農村在經濟和文化上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重回鄉村”“重返自然”等也成了時下社會熱門的話題。正如影片中所表現的那樣，當年破舊的小村子現在已經成為了火熱的旅遊村，而範老師的病雖幾經波折但最終仍被自己當年的學生所喚醒。影片用敘事重構了對“家鄉”價值的認同，作為城市症候隱喻的疾病也得到了想象解決。
三、普通人的自強之路
在後現代語境下，權威的消解、個人意識及主體意識的凸顯，傳統主旋律歌頌影片中高大全的人物已不再受到觀眾的認同。將鏡頭“下放”，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才更符合觀眾口味。《北京好人》中的張北京就是一個地道的普通北京市民，為了盡快買車在初遇表舅求助時的猶豫，幫助別人時的“歪點子”和“嘴貧”使這個角色的格更加豐富。《天上掉下個UFO》中的黃大寶更是直接取材於如今在網上爆火的視頻博主“手工梗”。這都讓影片更加接“地氣”，這種人物設置也有效地縫合了主旋律電影中常出現的人物“崇高”與“人情味”的裂隙。
這兩個單元在故事設置上也與其他單元有所不同。它們更多展現了普通人為了改變現狀而進行自發的努力。《北京》中將背景放在了北京這一城市空間，而將農村這一空間有意地推至劇尾，這樣張北京與表舅之間的城市/農村身份就不再重要，事情的解決依靠的是張北京對表舅的幫助以及他們二人自己的努力。這樣的情節設置在讚頌了國家的社保製度所取得的成績的同時，又在當下麵臨價值危機的社會中呼籲了奉獻、助人等優秀價值觀的回歸。《UFO》則恰恰相反，將城市空間推至了幕後。來自節目組的老唐和小秦更像是對鄉村發展的觀察者而不是劇情的推動者，黃渤飾演的黃大寶依靠著自己的“土味”科技實現了對自己家鄉的振興，這也符合國家“科技強國”的導向。
《我和我的家鄉》正是通過一個個單元劇的連接，在響應國家政策號召的同時對“尋根”、“家鄉”、奉獻等優秀的價值觀念融匯到喜劇因素之中，在觀眾笑中帶淚的時候完成了價值的裹挾與傳播。（作者係湖南工業大學研究生）
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
